三、皇民化的教育
台灣正式學校的開始，始於日本殖民台灣之時。1895年日本根據與大清帝國訂的馬關條約，合法永遠佔領台灣，「台灣民主國」也旋踵消失。總統唐景崧與鄭成功一般，心不在台灣；有總統寶座，他就留在台灣；當日軍攻台，台灣處境岌岌可危之時，國家元首竟然帶著妻妾家小細軟，駕船從滬尾轉航到他的「祖國」，揚長而去。
「脫亞入歐」的日本，在文化教育上採用西洋措施，不只在日本進行現代化的文教，也在台灣推動普及教育。教育主旨要求台灣子弟變成皇民化的一員。日本在台五十年的教育之結果，台灣學生說日語的流暢、發音之標準、日文寫作之水準，都不下於日本內地生或日本在台學生；「國語運動」、「國語家庭」、及「國語學校」雷厲展開於台灣各地。本來台灣在大清帝國時代所設的書院、社學、義學、私塾等，逐步且系統的予以廢除，台灣子女（日本頗重視女子教育）入「公學校」就學率之高，已與先進國家相差無幾，更遠非中國可以比擬。除了語文一科內容強調日本國家意識之外，另如修身、歷史、地理等科，也皆以日本的立場來編寫。此外，台灣人民穿木屐、著和服、住榻榻米房子、喝日本（味噌）湯料、唱日本歌、打野球（日本學生風靡的球類，即棒球）、了解日本國家英雄、看日本小說、旅遊日本各地、認識日本法律，甚至到日本國留學，聆聽收音機廣播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及軍威之遠播，看日本報紙知悉日本風土人情以及茶道、武士道、藝妓等日本人之休閒方式，也漸漸的為台灣人所接受。上學日天天向太陽旗及日本天皇行最敬禮，日本又強調軍國民式的教育作風，仿斯巴達式的威權管理，台灣的教育在日本治理之下不出數年，已是十足的日本式教育了。台灣學生本來學的漢文，也非用北京語發音，是以台語來背漢文的，現在則改學日語，雖也有不少漢字，但清一色是以日語發音。台灣子弟早已不會說中國話了，交談寫作都以日語文為工具。李登輝及彭明敏等人之日文造詣頗深，功力火候也十足；相形之下，漢文顯然較為遜色。
凡是殖民地教育，都對殖民地子女之教育有明顯的歧視。原先的隔離及分別設校措施，在1922年之後採日台共學制度。但台灣學生在國民學校之外，就少有升學管道，少數精選的學生，也只能上農、醫、或師範學校而已，不可選讀文科、法科，尤其是政治科。這與儒家傳統之「反智」是一體之兩面，也是愚民技倆的一部份。而灌輸皇民思想，正是台灣學生所唸教科書的主要用意。日本皇民化教育的結果，台灣人就心傾日本而無漢人意識了。辜顯榮說，1895年以前，他效忠大清；之後，他效忠日本天皇。1911年台灣人自己組成斷髮運動，會長於大會演說中說：
守法之公民必須認清，在明治維新後，全日本人包括天皇本人，都已斷了他們的長髮；我們台灣人在明代有長髮，清代還留有長瓣。但現在台灣已是日本之一部份，理應守日本之法。[1][10]
教科書裡描述日本天皇如何關照台灣臣民，校方規定每次提到日本天皇，要用最虔敬的語言，臉容姿勢要肅穆。在「國語」一科中不只讓台生習日語，還培養台生的日人思考方式、情感、及精神。國家主義及軍國民精神，二者合一。日語是日本民族的財富，也是日本人民的心理食糧，過去神話及戰爭英雄的崇拜，以及當代軍人言行的仰慕，都是教科書取材的內容，目的並不是要台灣人直接變成日本人，但只要想法如日本人，是道道地地的日本臣民，對天皇忠心耿耿，就已足夠，絕不可妄念取得與日本人相同平等的地位，台灣人是次等百姓，如此而已。[2][11] 為了不要讓台灣學生再作「清國奴」，所以日本政府嚴厲執行「斷髮」及「放足」規定。有趣的是，台灣人民內心的痛苦掙札及反抗，倒可作為研究教育史者一種非常良好的教訓。
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令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瓣子，使勁地付之弁洲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頭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3][12]
台灣人的自我意識表現在日治時代而生的抗爭，好多次都是傷亡慘重的武裝革命，流血的悲劇令人痛心疾首。不過第一宗不幸，卻發生在日本人擬向台人推展日式教育的時候，這就是有名的「六先生事件」。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開始，即對文教發生興趣，負責的首長是伊澤修二，這位受過美式教育的日本教育家，在台北府城近郊的芝山巖辦個「國語傳習所」，聘請多位日本教師來教導台灣學生說「國語」（日語），但在地返國述職時，芝山巖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可逃。對異國不滿而向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下手，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
1918年一次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發表「自決宣言」（Declar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對於台灣人的自決意識有莫大的鼓舞作用。但由於台灣人民數十次的向日本人作體制外的激烈抗爭而無法得逞，因此乃改以體制內的改革來代替無謂的犧牲。除了議會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以及留日學生向日本國會及學界領袖請求支援外，另也在台灣人的報紙上發表台灣人立場的教育要求。這種手段是溫和的，漸進的。台灣人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士，還不敢公然的與日本政府作正面的衝突，達爾文的《演化論》仍是學術界的圭臬，試看下述的社論：
向來台灣的教育政策有兩面，即對內地人採用積極的教育，而對台灣人實行消極的教育。如內地人兒童就學率，自早就已達到百分之九十八，而台灣人兒童仍自十年來停止於百分之二十八九。至於中等以上的學校，都是內地人占多數，這是統計上的鐵證，可免多辯的。故台灣同胞若不趕快起來矯正此跛行的教育政策，那就有待百年，恐也沒有教育普及的一日。教育如不普及，雖然欲求徹底的自治，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們在此要求自治極熱的聲中，鄭重地提出教育普及問題，請大家考究促進方策，自信這是極有意義的一提議了。（《台灣新民報》第327號，昭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4][13]
軍事的武裝抗暴，使台灣人死傷無數；如今只走教育改革的路線，且甘願接受日本向台灣子弟進行皇民化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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