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公黑白想黑白講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製靴業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製靴業

台灣四百年歷史辛酸錄(28)︰台灣經濟起飛時代(6)製靴業

中國靴的起源

鞋子的起源早在四萬年以前人類就已經開始穿鞋了。

穴居的雙信智人發明了鞋子為了保護腳底板，他們就一把揪過手邊的任何東西，比如說樹皮、大樹葉或一束束的野草等，用堅韌的藤條或長草捆紮在腳底。就這樣，人類最早的鞋子就誕生了，雖然不是很美觀，卻很實用。

中國鞋子的發展史

最早的鞋子：樹皮、大片的樹枝或野草，用藤條或堅韌的草捆在腳下涼鞋：植物編織成鞋子鹿皮鞋：一塊塊的皮染色、縫合成了鹿皮鞋皮靴：將鹿皮靴做成有統的靴子，這是為了保護小腿。

三寸金蓮Lotus feet 各地弓鞋第三集Part Three 舊相舊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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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KyCvhNAHjPY

2014年2月20日 - 上傳者：James Hamilton L

★★★★★★★

漢族之鞋和靴的演變 (轉貼)

上古時常以獸皮制鞋，因此鞋的稱呼多以革字為邊旁。古代的鞋有許多名稱，如履、屐、靴、屣、屨等字均為鞋的別稱。最早的鞋子式樣是很簡陋的。人們推測古人將獸皮切割成大致的足形後，用細皮條將其連綴起來即成為最原始的鞋子。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紡織業的進步，布料、絲綢等物亦用來製作鞋子，並與皮革、麻草組合應用，出現大量的鞋製品。到了殷商時期，鞋的式樣、做工和裝飾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圖案也根據服飾制度有了嚴格的制度。每個朝代鞋的造型、色彩都隨著制服形式而變化。

近代鞋式的變化根據服裝款式的變化而形成了新的格局。造型簡潔、精美，尤其是由手工操作慢慢過渡到機器加工，製作愈加精緻。

各種材料如”朔膠”都被合理地應用於鞋靴的設計與製作，各種高新技術使材料的質地、品質更加完美。如果說歷史上鞋靴的產生主要以實用為目的，逐漸過渡到使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形式，當今鞋靴的發展變化則被賦予了更多因素。

人們不但追求鞋靴的適用與審美，還不斷研究鞋靴的各種功能，如透氣性、保暖性、舒適性，並從衛生科學的角度加以追求．

製靴業:協會概要

同行協會
最初，由19家企業拖鞋涼鞋製造工廠為“台灣塑料拖鞋出口同行協會”，台灣區製鞋工業份額協會成立於57年中華民國在（1968）。它被改名為“台灣製鞋工業協會同行”1967年中華民國的（1978）'65中華民國在（1976），335公司塑料鞋製造企業也加入，為“台灣塑料鞋行業份額協會”，會員公司在78年達到1,423公司。中華民國是促進組織管理和批量交付工廠和其他鞋類及塑料鞋和皮鞋（最多1989）的統一，但許多公司生產基地則從它被轉移到了外面，使之成為276公司的成員公司，94家配套企業會員現在事實。

1990年代之前台灣成為世界製鞋王國所起的關鍵作用。其中，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在1960年代的削價競爭與1970年代的國際貿易保護主義時期都扮演著穩定市場的重要角色。該會所制訂及執行的「協定價格，核章出口」及「有秩序市場行銷協定」兩項措施，不僅規範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更進一步區隔出製鞋產業內部宰制者 (incumbent)與挑戰者 (challenger) 的階層地位，奠定了1980年代晚期鞋業台商將事業版圖轉向中國大陸的成功基礎。本文凸顯產業公會在台灣製鞋產業的歷史地位不僅調校了Fligstein 的市場政治模型，也企圖進一步闡述並周密發展型國家的理論觀點。

八○年代中，台灣已成為世界製鞋王國

一九七○年後，台灣製鞋業進入另一個新時期，當時資金、技術都累積到相當的程度，加上運動鞋的國際市場擴大，讓台灣製鞋業快速發展。到了八○年代中，台灣已成為世界製鞋王國。一九七六年，台灣外銷鞋廠有五百多家，到了一九八六年，增加到一千四百多家，全年出口達到八億多雙，為台灣賺取三十六億美元的外匯。

一九八七年之後，由於台幣升值，以及勞動工資上漲，台灣的製鞋業進入一段痛苦的調整期。台灣的製鞋廠大量移往中國，同時東南亞各國也加入競爭的行列，台灣鞋類出口值也開始下降。

近代鞋式的變化根據服裝款式的變化而形成了新的格局。造型簡潔、精美，尤其是由手工操作慢慢過渡到機器加工，製作愈加精緻。各種材料如”朔膠”都被合理地應用於鞋靴的設計與製作，各種高新技術使材料的質地、品質更加完美。如果說歷史上鞋靴的產生主要以實用為目的，逐漸過渡到使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形式，當今鞋靴的發展變化則被賦予了更多因素。人們不但追求鞋靴的適用與審美，還不斷研究鞋靴的各種功能，如透氣性、保暖性、舒適性，並從衛生科學的角度加以追求．

製靴業:協會概要

八○年代中，台灣已成為世界製鞋王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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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2日星期日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美援是台灣救命丹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美援是台灣救命丹

美援是台灣救命丹

1950年代的台灣相當貧窮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美援之到來堪稱是及時雨甚或是救命丹，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3]。

美援直接增加當時的物資供給，平抑物價上漲的潛在壓力，促進了臺灣的整體經濟成長，控制臺灣二戰後的通貨膨脹，減緩了外匯短缺的困境，並且促進中華民國政府的穩定與再一次的資本形成^[3]；

另外，依照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力，很難迅速重建或擴張有關電力、通訊、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美援在整個50年代電力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佔了一半，在交通運輸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也佔了4成，對基礎工程建設貢獻很大^[3]。

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局甚至發現到國民黨大老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洗錢行為，美國政府對此十分不滿。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有一次採訪美國總統杜魯門，杜魯門就氣得大罵說：他們（國民黨）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10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由於美援的支持，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隨著美援使台灣對美國的依賴加重。

對美國而言，美援其實也像是投資手段，利用美援培養台灣作為美國的支持者，且台灣在日後經濟起飛富裕，美國便停止國防武器上的援助，改以軍購形式提供，台灣開始以重金向美國購買各式武器，至此，美國政府得到豐厚的回報，所以，50年代美國援助台灣稱得上是一項非常成功的長期投資。

台灣四百年歷史辛酸錄(26):(2)美援（轉載）

從1951年到1965年，中華民國大約每年自華府得到大約一億美元的貸款；1951年因共產黨擴張引發韓戰，在這背景下第一批的美援物資運往台灣。1954年，台灣與美國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2]。

美援的內容除包括民生物資與戰略物資之外，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例如建築道路、橋樑、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2]。

台中縣（今台中市）德基水庫便是美援貸款之下的產品。

另外，美方除實質上的物資援助中華民國之外，各種技術合作與開發亦廣泛的進行，同時，華府亦鼓勵台灣的大學與美國境內的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人才交流，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中華民國的大學興建校舍。

另外戰後美國對中華民國傾注的大量貸款，解決了當時中華民國外匯資金不足的發展問題。

另外，依照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力，很難迅速重建或擴張有關電力、通訊、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美援在整個50年代電力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佔了一半，在交通運輸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也佔了4成，對基礎工程建設貢獻很大^[3]；

美援並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控制，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3]，由於美援的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美援也加重臺灣對美國的依賴，有所謂的「美國夢」。臺灣並非接受最多的美援。比較其他120餘同樣接受美援的國家，臺灣是少數且最早結束美援而能自力持續發展。

台灣於1970至1980年代經濟大幅成長時，美援已經中止，反倒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伊斯蘭式無息貸款（伊斯蘭教禁收利息行為），對於十大建設及台灣的基礎建設、對於台灣奇蹟有更大貢獻；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蜜月期，同時間反而加倍資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源請求]}

　　無論如何，在美援的幫助下，1953年開始推動第一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展開，致力於經濟的發展。此時工業發展的主要目標，以供應國內市場為主，以取代進口，減少外匯支出。重點工業在紡織、食品加工、合板、肥料等。在經歷50年代的兩次的四年經建計劃之後，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且漸有剩餘。

民國五十年代，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逐漸減少，不過此時台灣的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且漸有剩餘。因此政府工業發展重點乃以拓展外銷出口為主。為了降低投資者的管理成本，以便吸引僑外投資人來台投資，1965年(民國54年)開始建立高雄(在今高雄梓梓)

這是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1969年(民國58年)再設置楠梓與台中(在今台中潭子)兩個加工出口區。所謂加工出口區，是由政府提供廠房、公共設施、租稅減免等優惠條件，再加上台灣的廉價勞力，吸引外國商人來台灣投資，將成品加工，再將產品出口，拓展海外市場，特別是紡織與家電產業，更成為台灣外銷的主力。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帶來工業高成長，台灣在此時已經逐漸由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工業經濟型態。

這時期的台灣正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急速的工業化，吸引了許多鄉村的勞力集中到都市，使得從事農業的人口減少，城鄉差距也拉大。同時，由於外貿的發達，許多開在社區裡的小工廠，接下外國訂單，卻又人手不足，於是將一些加工性質的工作發包給附近的家庭主婦，讓她們將工作帶回自己家中做，既不需要廠房，又比較省工資。所以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社會，許多市鎮出現著「客廳兼工廠」的景觀。

客廳兼工廠

★★★★ ★★★

參考影片:

(2)台灣演義：美援在台灣(2/3) ► 8:59► 8:59(點擊看影片)

(3)台灣演義：美援在台灣(3/3) ► 7:15► 7:15(點擊看影片

參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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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四萬換一元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四萬換一元

在卅七、卅八年期間，物價飛漲、一日數變，「一碗麵賣十二萬元，當時吃麵都要先付錢，不然等麵吃完，就已漲到廿萬元。」顯見通膨之嚴重。

★★★★★★★

1945年至1951年，經濟陷入恐慌期，物價一日有三市，社會不安民愁眉，

台灣空前大代誌，掠奪財貨運出去，工廠被毀工停止，亂發紙幣來應市，

當時紙幣面額定，百元面額不及應，五千一萬十萬元，高額本票乿發行，

發行土符亂腳步，經濟真像火燒埔，無奈1949改制度，台幣四萬換一塊，

同年開始有美援，乳粉麵粉運台灣，幣制改革加美援，人民生活將改善。

四萬換一元(世界上最兇狠的土匪)

1945年以前的台灣，其生活水準在亞洲的排名，是僅次於日本第二高所得的地區。台灣從台灣錢淹腳目，是在講從荷蘭人來台灣之後，以世界為市場將台灣成為出超國。此後任何一個政權來台灣，都享受到台灣錢淹腳目的事實。

這句話是中國人對台灣的評語。但是自從1945年中國人來了之後，把台灣變成赤貧，其中罪證確切的就是四萬換一元。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台灣所使用的貨幣是日元，日本向美國投降後，美國將台灣委交中國人處理，時間是10月25日。僅二個多月的時間中國人立刻從紐約印了簇新的台幣來交換日幣。台灣人是遵守國家法律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把日幣取出換取了台幣兌換比率是1：1 。
在1946年一整年陳儀及其部屬忙著大印鈔票。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根本沒有留下記錄，在五月與十二月之間，所有日幣都逐漸收回。但這些新鈔均是陳儀向紐約訂製的。新鈔發行的當天，台灣銀行預備發行的總額為二百六十萬。

當天早上有個中國人跑到台灣銀行的一個出納窗口，他帶著一個箱子，裡面裝了超過三百萬元如假包換的新鈔，並開個新戶頭，把錢全部存進去。這個人說明錢的來源是宋子文(宋美齡之胞兄)的一個助手在上海給他這些錢。

從上述就可了解1946年開始的台幣(舊台幣)在發行的第一天就把全台灣的錢A走一半，即第一天就貶值成50%。你相信嗎這就是口口聲中稱台灣人是同胞的中國人所幹的事。

其後，中國人仗著官府的地位，努力印台幣，印出的台幣馬上到市場購買物品。原本台灣是生產稻米過剩的地方，居然稻米被印出眾多的台幣購買光了。台灣產生了糧荒，這是無法想像的情景。

又將台灣的其他物質，無限地採購，所付出的錢是立刻貶值的台幣。此時台灣大量失血，原本日本人所建立的工業帶，所有的生產機械，如果故障、缺乏原料、不會經營的中國人會將機械拆下出售至上海，賣不掉的將它打散以廢金屬出售。中國人努力以印出的鈔票購買物質，如此不分日夜的進行。

在1949年6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再印一種貨幣稱為「新台幣」來換取台幣。但是是以1946年6月中華國民國政府所印的台幣其兌換是40,000元換1元新台幣。

我們若與日幣的換算做一比較，日本的貨幣戰前、戰後都是使用同樣一種的貨幣稱為日幣。1945年的台灣所使用的錢就是日幣。

中國人來了之後，馬上以1比1的面值印出等值的台幣(指舊台幣)，台灣經過一次世界最大的搶劫，以40,000比1更換新台幣。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搶劫。

如今1元新台幣折合日幣3.6元。表面上看是新台幣的面值比較大，但是它是歷經四萬比一的過程。也就是台灣人的錢被中國吞去了11000倍。
在台灣印台幣所賺到?大的錢，國民黨政府也在中國如法泡製所以在1948年8月19日中國發行金圓券。金圓券至1949年7月止貶值了二萬倍。在中國尚有一種貨幣稱為法幣從1935年至1948年，貶值了1000倍。

台幣四萬換一元

「四萬換一元」是破了世界紀錄，台灣經過這樣的血洗，能夠不窮嗎? 若是你有一台價值200萬新台幣的鵬馳(Benz)汽車，在「四萬換一元」的換算下只要付出50元即完成了。

台灣人經過這場世界最大的搶案，不窮才奇怪。於是台灣錢淹腳目就沒有人講了。若有人說中華民國沒有搶了他的錢，這種人可以歸類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也就是「二奴」。
文來自http://tw.myblog.yahoo.com/jw!EDEtnNeREQOfU_vZinB2Hr_P/article?mid=643
突來自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75105

參考記事：
二二八事件之後，惡性通貨膨脹更加變本加厲，因為此時中國大陸上國共內戰更加激烈，台灣的物資被強運到中國內地去接濟國民黨軍隊。

而中國大陸上的經濟面臨崩潰，惡性通貨膨脹更甚於台灣，台灣也受其連累。造成戰後台灣惡性通貨膨脹的兩個主因都是外來的：

一、台灣銀行以省庫的角色，藉通貨發行增加而墊付中央政府的各項墊支款項；

二、台灣銀行係以法幣（後來改為金圓券）作為發行準備，且舊台幣與法幣之間採固定匯率，因而法幣及金圓券在大陸上之惡性通貨膨脹乃藉固定匯率輸入台灣，轉變成舊台幣的惡性通貨膨脹，導致連續性的大幅度物價上漲，正所謂「一日三市」；當時裝著一麻袋的台幣去買一碗麵的情形，絕非小說杜撰的情結。

台灣自所謂「光復」後到一九四九年中，物價已漲了七千多倍。誠如史明所說的：「在這種通貨極端紊亂的局勢下，台灣人只有眼看著自己的血汗結晶被這些等於空紙的高額本票掠奪殆盡，自己卻急速陷入窮苦、飢餓、失業的深淵中。」

要抑制通貨惡性膨脹，必須先控制貨幣供給額的增加；要控制貨幣供給額的增加，則必須斷絕與前述兩項外來不利影響因素的關係。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台灣省政府實行幣制改革，「舊台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一元」的新台幣開始發行。

新台幣發行後不久（約半年後），國民黨政權撤退進入台灣，台灣的整個經濟體系與中國完全一刀兩斷。幣制改革後的初期，貨幣供給額增加率固然仍偏高，但貨幣流通速度正下降中，搶購囤積情形已改善許多。日治時期所開發的農工產品也漸漸恢復活力。加以一九五零年下半年開始有美援物資來到，物價上漲率趨於下降，台灣才逐漸度過那段台灣經濟史上黑暗昏灰的歲月，這是值得慶幸的。
★★★★ ★★★
參考影片:四片

(1)台灣貨幣史1 (點擊看影片)

(2)台灣貨幣史2永曆、老公銀 (點擊看影片)

(3)台灣貨幣史3 ，4萬換一元 (點擊看影片)

(4)台灣貨幣史4 (點擊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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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三七五減租

民國36年3月15日

耕地三七五減租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土地改革的第一階段工作。中華民國38年（1949年）4月14日，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蔣夢麟的建議下，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公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1]1949年8月15日，臺灣全省三七五減租政策「研擬完成」。^[2]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正式通過《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6月7日以總統令公布施行；條例規定，租期一律改為六年，在租期中非因法定事故，地主不得終止租約，以保障佃農權利。^[3]

農民心聲！
楊儒榮：做田的人真辛苦。以前無現在好命啊，好比他地主一甲地，讓我們作，我一年收五千斤，地主就差不多拿快四千斤左右，剩一千斤左右生活，光復後三七五滅租，就窮人翻身了。不然的話，有錢人今年要是買一甲地，明年又買二甲地，後年又買三甲地，有錢人直直有錢。

在日治時代中後期，因為佃農必須有土地耕作方能維生，但在地小人稠情況下，許多擁有超過四甲土地（農地）以上的地主，可以憑喜好選擇誰來承租，而且條件苛刻；佃農必須將所穫除了部分留存作種之外，一律繳給地主，許多佃農一年辛苦下來，三餐連喝米粥都是奢侈。

陳誠立刻大刀闊斧的要求地主不得強迫全繳，佃農只須繳交37.5%給地主，15%作種，其餘可以自用。

於是佃農生活大為改善，不用貧苦饑餓工作，陳誠甚至還率領農糧公署等人員親自巡查。民國36年3月15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第223次常務會議決議：「各地耕地佃農應繳之地租，暫依照正產物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

民國36年3月20日，行政院通令各省遵行。台灣省於屏東縣開始試辦耕地減租^[9]^[10]。
當時臺灣的租佃制度，很多都是口頭契約，地主規定的農地租金採預收制而時有彈性或無彈性，故被當時的佃農稱為「鐵租」（即遇天災或歉收皆須依約繳付），時人見稱這些佃農的權利缺乏保護^[11]。

尤其是該時代，封建思想以多子多福關念下，多數農家子女成群，生活貧窮，為減少頭嘴及考慮子女前途，將子女以師仔工名義，安置有技藝處，學習技藝，（師仔工無薪，需三年四個月才能出師。）多數想一藝在身不怕無飯吃而屈就當師仔工。

事不知，現今牛耳商界的大財閥，都隱藏在此環境中以辛勞（店員，小使工）生長的，他們在此境吃盡苦頭，強忍學習，體會到世間冷暖，不靠高學歷，發揮潛在高才能以，隱藏在此環境伺機，後成為在工.商界活躍傑出成功人才，其代表性人物前集所提王永慶，張榮發等就是最好的案例。

加之被日軍派往戰埸軍夫，軍屬陸續歸台，因三七五地主獲得股票、債券，轉入投資工商界，軍夫，軍屬他們就成為，加添農工商界生產生力軍。
因此原農為主的溪湖，隨時代潮流漸漸進入高科技工業化行業。

地主的大片土地轉給農民，地主除了獲得股票、債券作為補償外，還能保有部分土地，不會一無所有，^[15]^[16]消除了地主武力反抗的風險^[17]^[18]。於是部分佃農轉而成為「自耕農」，生活大為改善，也有餘錢可存款。農業產值大為提升，許多佃農都非常感激此政策。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在民國40年（1951年）6月7日以總統令公布施行^[12]，歷經三次修訂而實施至今。^[13]
「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佃農對地主繳納的地租，以全年收穫量的37.5%為上限，現有地租高於37.5%者須降至此標準，低於此標準者則不得提高。同時公布保障佃農耕作權的相關法律，包括規定要簽訂書面佃耕契約、延長契約期間、限制佃耕地的收回等。^[11]
條例規定：^[11]

地主不得預收地租，若遇歉收則應調降。
佃期不得低於6年。
租約期滿後，除非地主收回自耕，否則仍應租給原佃農。
地主若要出售土地，原耕作之佃農有優先承購權。
各縣市鄉鎮設有租佃委員會，以仲裁調解租佃糾紛。
農地的「正產物」是指稻米、甘藷等，以1947、1948年的平均值為計算依據，而非依每年收穫量的37.5%重新計算，所以是定額制而非定率制。

三七五減租的實行成績，據統計受益農戶296,043戶，占農戶44.5%。訂約面積256,557公頃，占耕地總面積31.4%。地租率由 50%~70%減為37.5%，佃農的負擔大為減輕，生產意願提高，1948-1951年農業生產量增加47%以上，佃農生活獲得改善。^[11]

此外，它也遏止了由於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陋規而産生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如租約短暫、地主可任意奪佃、押租金、預收地租、作物歉收時亦需繳交的鐵租、副產物租等。^[11]施行結果非常成功，開啟日後台灣工業化經濟起飛基礎；也使1970年代起，「三年經建」、「六年經建」、「十大建設」、「十二年經建」等順利展開。有效防堵共產勢力滲透，為台灣安定奠基。^{[來源請求]}

地利歸公

戰後台灣土地改革政策是一連串巧妙的政策，將地利盈收部分轉往官方。民國38年實施三七五減租，解決部份租佃問題。民國40年至65年間分九期實施公地放領，放領對象以原承租公有耕地之現耕農民為主；

陳誠下令清查可用之土地，若是無主地或是鄰近私有地之國地，便開放讓農民貸款購買，分多期繳清且利率低。

農民開始向各地農會詢問，若手上有餘款，就申請購買，各地農會出售較新式的農具，也派員開課教導如何使用。到了農業機械化後期，農民可以用餘錢改善生活之外，還能夠投資。

國民政府為了補償地主，以四大國業股票（鹽、紙、農林、工礦）售予。
民國42年1月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及「臺灣省實物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將地主出租之耕地徵收後，放領給現耕佃農或雇農。^[14]

三七五減租之後，大部分地主因為害怕受處分，於是主動與佃農簽約，只要佃農耕作若干時期，該田地便屬於佃農，不必再繳租。

這些政策將地主的大片土地轉給農民，地主除了獲得股票、債券作為補償外，還能保有部分土地，不會一無所有，^[15]^[16]消除了地主武力反抗的風險^[17]^[18]。

於是部分佃農轉而成為「自耕農」，生活大為改善，也有餘錢可存款。農業產值大為提升，許多佃農都非常感激此政策。

與中共土改不同的是，佃農民最終還是得到了土地耕作權。但壞處是土地細碎化，同時也對日後大規模開發、或分割、或建設收購土地造成阻
參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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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2）

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2）

溪湖地區二二八事件的始末

林才壽與二二八事件

林才壽先生

林才壽口述記 .連結網路

訪問日期：24/12/2002 .

我們幸運地訪問到林才壽先生，將當年在溪湖地區二二八事件的始末，詳細地記載于下。

學經歷

航空學校學生時代林才壽照片

民國十五年生，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人，國小畢業後，就謮溪湖國校高等科兩年，畢業後到台北當學徒，一九四二年在因緣際會下，考上日本航空學校（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甲種第十五期，當年我十六歲，而第十五期的學員中，台灣人只有四人，日本人有四千，可見當時台灣人能考上航空學校是非常難得的。

航空學校本來要讀三年，但因戰爭急迫，所以只讀了兩年半就畢業，畢業後我以兵長（上等兵之上，伍長之下）的官階，分派到日本山口縣的小月機場服務，在那我擔任的職務類似班長，在當時能以台灣人擔任日本人的長官是不太可能的事，但卻在我身上發生；而我同期的友人大多分配到前線，而後一一在作戰中陣亡，現在想想，分派到小月機場的我，何其幸運。

半年後，日本投降，我才乘坐著日本軍艦回到台灣，一時之間我失業了，一九四六年我先去溪湖福安宮學漢文後，便前往參加台中縣政府（當時彰化縣屬於台中縣）代課教員的徵試，再次幸運地讓我考上，當年十月，我被分派到溪湖國校服務（月薪七十圓），隔年二月調派至埔鹽鄉的新水國校任教，記得當時我還去向校長詢問；為何將我調至新水，後才得知，是埔鹽鄉親前往爭取，希望我返鄉服務。

組織自衛隊維持地方的治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一個朋友從外地來找我，隔天我送他到溪湖坐車後，在溪湖街上閒逛時，看到街上人山人海，而且人心浮動，才得知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所有的治安單位全都不見，根本沒人維持治安，一些年輕人提議組織自衛隊，於「青年自衛隊」便成立，正式成員都以二十多歲的青年為主，且大多受過軍事訓練，溪湖農會理事長楊春木先生，擔心農會公糧被搶，便將農會二樓提供給自衛隊當本部，並提供自衛隊的伙食，委請我們保護公糧及巡視市街。…

訓練，共約二十多位；組織自衛隊單純的只是為了保護溪湖鎮的鄉親，之後，因為自衛隊有一些是曾被日軍徵調到南洋作戰，而我之前在軍中的位階最高，所以被推為隊長，當時擔任台中縣參議員，也是溪湖鎮人的陳萬福先生，送我一把短槍，以顯隊長的威勢，而楊永茂先生被推為參謀，拿著一把大刀。

糖廠借武器

因為當時的武力不足以保護鄉鎮，於是有隊員提議到糖廠借武器，當年糖廠的保警隊有武器，而當時保警隊撤走了，武器交由當時糖場會計課長陳任癸先生（台灣人）保管，三月三日，我帶隊到糖廠交涉，陳先生先以無法決定，及先前也有他人前往借槍不成為由，不答應，但看到我配戴的短槍、楊參謀的大刀、堅強的陣容後，以及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保證借武器只為了維護地方的治安，陳先生不得不屈服，而我最後也以親筆簽名的方式寫了借據，陳先生才允許借給自衛隊三八式步槍十幾支，子彈若干，卡車一輛。

台中空軍地勤單位借武器

當時各鄉鎮大都成立自衛隊，但都沒有武器，所以在實力上，溪湖鎮的自衛隊是附近最強的。三月四日就讀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的吳榮興（前彰化縣長），知道溪湖自衛隊有武器，便回溪湖，透過陳萬福參議員請我們支援台中的治安，商量過後，我便率領十七、八位隊員帶著武器。

乘著卡車前往台中支援；當時大肚山已經有國軍駐守，所以我們還偽裝成農夫，才順利進到台中市，當時台中學生隊的本部設在台中市民會館，一些民眾正在開會商量，但人心浮動，場面混亂，所以一直無法順利開會，後來學生隊的林隊長找我們去守住各出入口，維持秩序，大會才順利完成。

當天大會的策動人是謝雪紅，她還給了我一張名片；後來學生隊得知一空軍地勤單位還有武器，便請我們前去交涉「商借武器」。

由於那空軍基地還有部隊防守，營門口還架著機關槍，所以我們決定再次偽裝成農民，並在卡車上以稻草遮蓋武器，到了營門口時突然加速衝入營區，因衛兵不敢向營區內射擊；當我們衝入營區後，我立刻分派隊員的任務，並捉住一名士兵，脅迫他帶我們去找隊長。

到了隊長室時，隊長還在和營門口的衛兵通電話，楊參謀大刀一揮，砍斷了電話線後，我便向隊長說明來意；表明為維持治安，受學生隊的委託前來借武器，語帶威脅，隊長在我們的脅迫下，無奈地同意借給我們一輛卡車，車上裝滿了九七式步槍（約兩百多枝）、子彈、手榴彈各若干箱，這些裝備大約有一中隊的武力，而我也在點清數量後，立下親筆簽名的借據。

在我們離開前，隊長表達對我們佩服之意，並親自送我們白米、豬肉、魚肉罐頭等糧食，足足裝滿一車。

被數名刑警圍捕

任務達成後，我們將武器移交給學生隊，只帶回幾箱手榴彈，第二天再幫忙分發傳單後，便將兩輛卡車都開回溪湖。

從三月五日到十一日這幾天，我們自衛隊都駐守在農會的二樓，並坐著卡車巡視街道，防止有人藉機破壞。

由於大陸的援軍來台鎮壓，所以從三月十一日開始，政府各機關開始恢復運作，溪湖糖廠也開走一輛卡車，警察單位也悄悄回到溪湖，但這消息我們還不知道，當天下午，我獨自開著卡車巡視回街道，正準備回到農會，行經員林客運站時，兩旁忽然衝出數名刑警，將我圍住後，把我帶到溪湖分駐所拘留（而其他隊員都平安，沒人被抓）。

由於二二八結束後，許多百姓紛紛宴請政府人員和警察到家中吃飯，所以當晚分駐所中，只剩下我和一位臨時刑警（因刑警數量不足，臨時找來的）張金錢；由於張金錢末受過訓練，加上不知事情的的嚴重性，所以張金錢竟然放我回家拿父親的印章來作保。

而走回天盛時已經晚上近十一點，家中老小都已睡著，我拿了印章後就走回溪湖分駐所，到了分駐所時，裡面空無一人。忽然間，一股沒名的恐懼讓我感到害怕，我突然想到蓋了章後，會不會連累父親，不知我會遭到何種處置；想著想著，我決定將印章送回家中，展開我的逃亡歲月。

逃亡

逃亡真是一件艱苦的事，也非常可憐；我離開家後，就開始東躲西藏，四處走避，所幸朋友親戚們都還肯悄悄地支援我，我也曾躲回溪湖來，朋友們大多知道我的所作所為皆是為了鄉親，所以大家都替我遮掩。

因為我曾強行「借」了兩個單位的武器，而且有名有據地，加上交從台中空軍地勤部隊搶來的武器不知去向，所以我就成了政府追緝的首要目標。

到了後來，全彰化的軍、憲、警單位成立聯合大搜查，讓我逃亡更加困難，加上家中貧窮，無法提供我大筆的跑路費；五月中旬，國民黨派魏道明接替陳儀擔任省主席，處理二二八的態度有所軟化。

自首

有一天我聽到「政府要寬赦二二八涉案人員，只要出面自首，既往不咎」的廣播，我因逃亡真的太苦了，便潛回家中向父母表達想自首的決定，從爸媽的言行中，可看出他們的擔心，以及不願意我出面自首的心態。

但看到我堅決的樣子，也只好在早上帶著我到埔鹽鄉長家中，鄉長看到我時嚇了一跳。鄉長直說無法為我排解，在我表明要自首的意思後，鄉長就帶我到溪湖分駐所，結束我兩個多月來的逃亡日子。

待溪湖分駐所，做完簡單的筆錄後，我被送到員林分局。在員林分局錄口供時，我提到開市民會時和謝雪紅有一面之緣，而且謝還給了我一張名片；當我說到謝雪紅時，那做筆錄的警員忽然嚇了一跳。

好心地交待我，以後在受審時決不可提及謝雪紅，並且刪除筆錄中關於謝雪紅的部分。口供問完後，我被送到當時駐守在台中的二十一師的軍事法庭，罪名「內亂罪」被判處死刑。

當時我被關在二十一師的倉庫中，那種倉庫長約一、二百公尺，共有三排，裡面都住滿了涉入二二八事件的民眾，而陳萬福參議員及楊春木總幹事也都被抓來，等候問訊。

在二十一師軍事法庭問訊時，有些犯人都被暴力相向，而我面對審問時，非常配合且很坦白，所以並未受到太多的折難。

被判三次死刑死裡逃生

申請複審開庭時，請來吳榮興幫我作證，但效果有限，我第二次被判死刑，後申請找林隊長出庭作證，但因林隊長一直不敢出來，所以又判了死刑。第三次死刑確定後，雖有點灰心。

但我還是提出第三次再審；開庭時，我已經被關了一年兩個月，法官說我罪證確鑿，武器怎麼可以用借的，是用搶的。但後來法官又說：「政府對二二八乙案，確確實實有寬待之意，而你的犯罪事實很也明顯，但自調查你到現在，並未發覺你有私心或惡意，加上你又是自首，既然如此，可以考慮減刑。

但內亂罪並無輕刑之法，只有死刑一途，所以將你的內亂罪改成「妨害秩序」，判刑一年二個月，當庭釋放，你服不服？」聽到這句話，我當場痛哭並跪地向法官膜拜。

此時法官又對我說：「年輕無知、誤蹈法網，有心自新悔過，以後應該好好報效國家，服務社會。」從此之後，我秉持法官的教誨，做人正大光明。

獲得補償金建228紀念館

籌建二二八事件紀念館

解除戒嚴後，政府當局漸漸鬆綁對二二八事件的緊縛，逐漸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的黃秀政教授到家中，訪問我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始末，並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四期刊出訪談內容。

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總統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於同年十月七日施行，之後我提出申請，獲得補償金。近幾年來，我想讓國人更加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於是向中央研究院申請印製訪問記錄的抽印本分贈，並向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申請補助，將於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路６２之７號，籌建二二八事件紀念館，免費供民眾入內參觀。惟審核尚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