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黨化教育vs台灣化的教育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民的命運擺脫了日本之牢籠之後，竟然又落入另一個囚房，而後者之兇殘與囚禁台人時間之久，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教育文化上，「中國化」來取代「日本化」，正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主權後迫不及待的教育政策。「民族精神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宗旨」、「反共抗戰基本國策」、「保密防諜」的措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高中以上成立，而各級學校學生都是「中國童子軍」的一員，連幼兒園的小朋友也不放過──作個「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學校禁說台語及日語，日文不准使用，一律用「國語」及「國文」作為教學媒體，違者受嚴厲處分。整個台灣社會充斥著反日氣氛，日本貨及日本影片完全受到扺制。而具有台灣意識者，務必洗刷淨盡，否則輕者外島終生監禁，重者立即槍斃。教科書洋溢著中國文化的歌頌與贊美，黨國領袖更受到激情式的崇拜，教育工作人員尤其是主管，幾乎由中國人包辦，台灣人休想問津；一些「半山仔」也受重用，因為他們雖生為台灣人，但卻不認同台灣，連雅堂雖然口口聲聲說「余台灣人也」，但到過中國之後，也深受儒家文化的「醬缸」所污染，馬上接了一句「余，中國人也！」這種話聽在當時中國國民黨處在存亡危急之秋極待台灣人依附的當兒，真是心花怒放，立即為國民政府所公開表揚，與梁啟超併列；而他的後代連震東及連戰，都位居中國國民黨的要津；[1][14] 無此表態而稍有台灣意識如林獻堂者，只好客死他鄉，無法歸骨故里了。而「台灣獨立」的異議份子，更是受盡凌虐迫害，他們的遭遇是一部慘不忍睹的血淚史。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是既「反台灣」也「反教育」。文化工作者陳永興醫師在1980年於台北的一場演說中道出此句名言，正是一針見血的讜論。在中國國民黨指揮控制而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的教科書中，「台灣」與「中國」所佔的比例，百不得其一，而偶一提到台灣，不是予以醜化，就一定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來詮釋。利用各種媒體，宣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台灣文化則貧瘠如沙漠，不值一談；說台語或母語者皆屬下流無知之輩，講「國語」者皆是彬彬之士及高貴階級。異議份子絕不能予以容情。校園整肅，禁書目錄、雜誌期刊沒收焚燬，壓抑技倆不一而足。
日本以殖民政策來統治台灣，中國國民黨則以恐怖來威服台灣人的反抗。日本是亞洲國家第一個有殖民地者，日本國為了面子，也知悉歐美國家正瞪大眼睛看日本是否用較文明的方式來實施台灣的文教政策；事實證明，日本除了普及教育，且准許台生赴日深造外，日本本身是個法治國，台日兩地治安良好，文教發達，台灣的學術精英為數眾多，在各行各業，皆有突出表現；但中國的現代化因軍閥內亂，又與日本作八年的殊死戰，因此文教及政經措施，還是極為落後。軍事佔領台灣後，各種倒行逆施，使本來台灣居民歡天喜地，張燈結彩的歡迎心情跌入谷底，期望高失望深，不到兩年即發生全島性的二二八事變慘案，幾乎全部的台灣文教界人才都葬身於此。此種災難，是台灣莫可補救的損失；事隔兩年，台北的兩所高等學府──台灣大學及師範學院──又爆發出四六事件，被捕的學生數百，被「諜斃」者有之，失蹤者有之，監禁、或無罪也坐牢，或遭開除學籍者有之。[2][15] 而自1947年到1987年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更使自由思考及知識研究活動陷入絕境，學術生機受盡摧殘。台灣的人民，心目中無台灣，只有中國；店面招牌，「中國」到處可見，舉目四望，只見中國，不見台灣。而厲行封閉、僵化、教條、及八股的教學，正與知識教育相違反；更由於教育政策的錯誤，恨匪、仇匪，以及禁說台語活動，又以不實教材來欺騙下一代，使學生受盡委曲與仇恨，這也與道德教育相衝突。中國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教育」，是「既反台灣也反教育」，這一語的確道破了實情。
但光明終能戰勝黑暗，邪惡敵不過正義。在台灣的「中國人意識」漸消，而「台灣人意識」漸漲。這當中，兩種極端對立的意識在台灣人心中痛苦的掙札，相信這種折磨，是台灣住民四百多年來，都可能出現的一種活生生的體驗。以現在在台二三十歲以上的人而言，所接受的「中國國民黨」之黨化教育，簡直就是欺騙無判斷力的學子；俟日後稍知真相後，必造成心理上的鉅烈衝突。下述引一大段生動的剖白，雖文字較多，但字字血淚，是我台灣真要實施「台灣化」教育時的一種實質挑戰：
一直到年歲很大的時候，我們才有偶然的機會得知，原來前塵往事，都是被欺瞞矇蔽的記錄。經過痛苦的思索，才發現自己曾有意無意的充當統治者的幫兇。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她讀北一女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背著書包端立父親身旁，向父親要錢，說她要加入國民黨，要繳黨費。父親問，為什麼要入黨。她說愛國的人當然要入黨。父親不准，說我是公務員，入黨是不得已的，妳好好一個人，入什麼黨。她眼睛泛著淚光，想必頭上也有聖潔的光環浮現，她略略激動的說，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她想愛國，她要加入國民黨。父親一聽大怒，堅持不准。我的同學哭哭啼啼回房，第二天，向朋友借了一百元，背著父親，偷偷跑去加入國民黨。
我自己讀北一女中的時候，也曾經看見同班同學下課後，三三兩兩在走廊吱喳喳討論報考調查局、情報局的種種事宜。她們一臉肅穆，以為將來可以像電視上的長江一號、長江二號那樣，神出鬼沒，深入敵境，為未來反攻大陸的聖戰，貢獻所學；至少至少，也可以像００七情報員那樣，飛天穿地，五湖四海，以一人身手，從萬惡共匪手中拯救自由世界於不墜。
這又怎麼說呢。從上小學開始，我很快就學會用不太流利的北京話和父親頂嘴。我看不慣他們愛講日本話，愛聽日本歌，愛看日本電影。為什麼他們講到蔣總統的時候，每次都要用輕蔑的語氣，繼之以不屑的表情。為什麼他們不能了解蔣總統的偉大，蔣總統不僅是民族救星，也是人類救星。我常常引用學校教的那一套堂皇壯麗的愛國八股，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年準備、兩年反攻等說詞，因之常常和父親辯得不歡而散。小學中年級的時候，我曾幾次因為和父親爭辯，以致夜裡躲在棉被哭泣，質問上蒼為何讓我出生於如此一個漢奸家庭。就是因為有像父親這樣的漢奸，中國才會衰落，大陸才會淪陷。我一邊飲泣，一邊想以後為了偉大的大中國必須大義滅親的痛苦抉擇……。我自小成績優異，還常代表學校赴外地參加國語文競賽，寫一些忠孝仁愛、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東西，抱著各式各樣的冠軍獎狀獎盃回來，很驕傲的上臺接受嘉勉。那時候，父親看在眼裡，又是什麼心情？他是不是痛心混雜著不知所措，為什麼他最鍾愛的女兒，會被教成這種樣子？[3][16]
為什麼我們最鍾愛的同胞，「全被教成這種樣子？」教育是一把利器，可以發揚人性之光輝，但同樣也可以使人的醜惡面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只有誠實的教育，才不會趕學生入火坑，或發生滅門的慘案。台灣化的教育，植基於此。台灣人的教育，從歷史來看，竟然要繞了世界一大圈，才找到自我；從歐洲的荷蘭及西班牙，返回東方的大清，不久又在轉向日本後，掉頭又迎向中國，這些都非台灣教育的主體性。[4][17] 萬事莫如建國急，台灣當前的教育，也應以台灣教育的台灣化為優先。台灣學生應該當家作主，不應再是別國的臣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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