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鄭把荷蘭人趕出台灣，台灣的歐洲化暫時告個段落。雖然代表歐洲文化的基督教教會仍在寶島進行傳教工作，但缺乏政治力的支持，效果已大打折扣。明鄭接受陳永華建議，蓋孔廟「全台首學」於現今的台南；其後也建書院，設義學、社學，民間也有私墊。大清帝國把台灣歸入版圖之後，更以科舉取士來誘導讀書人學優則仕。一般百姓則拜關公馬祖，歌仔戲及布袋戲演的大半是桃園三結義，岳飛精忠報國及諸葛神機妙算等，這些都是以儒家文化為內容。
少數的上層仕紳階級，大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念的是四書五經、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左傳等中國古代經籍，因為這些是晉身為官的必修科。台灣人屢次參加科舉，中進士、舉人、探花、狀元、榜眼、秀才者有之。儒家思想觀念左右了台灣社會的領袖。書院進行的又是以「五倫」為主軸，強調的是私德關係，對於公德則一向闕如。孔門學說又有極強烈的反智色彩，知識無用論是基調，泛道德主義橫行，又以至聖先賢為崇拜的無上對象。教師及長輩之對待兒童及子弟，以權威為主；讀書識字又以背誦為要，人格尊嚴大受壓抑。不過「正統」觀念倒是大行其道。茲以連雅堂先生為例說明之：
連橫出生時，台灣屬清國管轄，但這位「儒生」，卻心懷漢朔，「義不帝秦」。「故老有言，清人入關時，明之遺臣與約三事，則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官降吏不降也。台為延平肇造，又多忠義之後，故抱左衽之痛。我家居此二百數十年矣，自我始祖興位公至我祖、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歛。堂中畫像，方中寬衣，威儀穆棣；故國之思，悠然遠矣！」[1][8]
儒家以漢人為中心，非漢人皆屬夷族，甚至是禽獸，非我族類，有時「殺之無妨」，如王陽明之砍殺苗人四萬，岳飛之「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及諸葛亮〈出師表〉所言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這種「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ism)，使中國歷史上的所謂「英雄」，都以「民族」至上凌駕於「人權」第一。漢人之歧視非漢人，斑斑史跡可考，罄竹難書。連橫研究且著述《台灣語典》，指出台語之「清生」就是「畜生」意。「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中國，建號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視如犬豕。」[2][9] 漢人種族自大的框框，桎梏了仕紳的觀念。即令新政府或別王朝較能體諒民情，舊帝王再如何昏庸無能，臣民也得無條件效忠，「忠臣不事二主」。此種「愚忠」情懷，是中國讀書人的抱員，也是台灣知識份子的寫照。漢人吳沙率軍民到喀瑪蘭開墾，屠殺不少台灣原住民，此種行徑與王陽明同出一徹。
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散播在台灣的結果，民間信仰、觀念、及習俗，都是中國的翻版。男主外，女主內，婦女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之三「從」，更使女性被踐踏得不遺餘地。而貞潔牌坊之設，纏足之流風，更加深了奴役性格之塑造。男人以「忠君尊孔」及敬長孝親為崇尚，反抗之精神因之消失。忠孝節義故事深入台灣男女的心坎，街頭巷尾流行的「勸世歌」，隨時可以聽聞。清朝厲行長瓣，台灣人也乖乖就範，批判精神及懷疑態度盡失。加上長期以中國文詞詩曲為典範之文化，主宰了台灣人民的心靈；在台灣百姓的心目中，儒家文化既悠久且優秀，即令在政治上無法認同「異族」之統治，但在長達212年之大清帝國的濡化後，台灣連一些自認有骨氣的讀書人，只在口裡不作清官，但卻偷偷的到福建參加大清帝國所舉辦的科舉，希謀求一官半職，連橫就是其中之一。這種「變節」之事，因他名落孫山而未顯露出來。
但是在儒家化的同時，由於生活環境之所逼，移民性格之剛烈，台灣人之抵抗活動卻層出不窮。官逼民反，乃勢所必然。中國沿海地區民不潦生，政治黑暗，盜賊橫行，土地貧瘠，儒家文化又不以國計民生為主要興趣，利用大自然以為民用之觀念大受忽視，因此唐山客冒險犯難度過「黑水溝」，而抵台者日多，他們來此開闢新天地。不意大清帝國派來台灣這塊「蕃地」的治理者，幾乎都是貪官污吏，以壓榨為能事，只要盡量搜括，任期一到就可安回他們的祖國。他們根本心不在此，「台灣雖好，但非長居久住之地。」「過客心態」是多數清國在台官吏的普遍象徵。台灣居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抗議及起義事件多得不勝枚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是清國官吏治理台灣的痛若經驗。「台灣本非我故土」，這是雍正皇帝公開的聲明，清末李鴻章更說台灣是「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的倭寇出沒地帶。但即令在「祖國」自顧不暇且願切斷臍帶不理不睬台灣處境時，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而台灣官民卻奮勇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之際，「台灣民主國」之國號竟然是「永清」。儒家文化給台灣人民的「懷鄉」心裡，又得了個明證。台灣人也跳不出這個「正統」的網羅，誤認中國才是故鄉。不少台灣人住在台灣已經很久了，「余，台灣人也！」連橫此種說法，才是台灣人的真正心聲；「台灣人非清國人」，或「台灣人非中國人」，論調雖還未出現，但以「台灣」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卻正式成立。只是這個「台灣民主國」之立國是曇花一現，因此也無法透過教育來教導台灣子弟為「台灣」這個國家去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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