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湖史記第九單元:台灣光復:美援是台灣救命丹
美援是台灣救命丹
1950年代的台灣相當貧窮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美援之到來堪稱是及時雨甚或是救命丹,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3]。美援直接增加當時的物資供給,平抑物價上漲的潛在壓力,促進了臺灣的整體經濟成長,控制臺灣二戰後的通貨膨脹,減緩了外匯短缺的困境,並且促進中華民國政府的穩定與再一次的資本形成[3];
另外,依照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力,很難迅速重建或擴張有關電力、通訊、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美援在整個50年代電力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佔了一半,在交通運輸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也佔了4成,對基礎工程建設貢獻很大[3]。
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局甚至發現到國民黨大老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洗錢行為,美國政府對此十分不滿。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有一次採訪美國總統杜魯門,杜魯門就氣得大罵說:他們(國民黨)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10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由於美援的支持,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隨著美援使台灣對美國的依賴加重。
對美國而言,美援其實也像是投資手段,利用美援培養台灣作為美國的支持者,且台灣在日後經濟起飛富裕,美國便停止國防武器上的援助,改以軍購形式提供,台灣開始以重金向美國購買各式武器,至此,美國政府得到豐厚的回報,所以,50年代美國援助台灣稱得上是一項非常成功的長期投資。
1950年代的台灣相當貧窮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美援之到來堪稱是及時雨甚或是救命丹,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3]。美援直接增加當時的物資供給,平抑物價上漲的潛在壓力,促進了臺灣的整體經濟成長,控制臺灣二戰後的通貨膨脹,減緩了外匯短缺的困境,並且促進中華民國政府的穩定與再一次的資本形成[3];
另外,依照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力,很難迅速重建或擴張有關電力、通訊、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美援在整個50年代電力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佔了一半,在交通運輸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也佔了4成,對基礎工程建設貢獻很大[3];
美援並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控制,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3],由於美援的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美援也加重臺灣對美國的依賴,有所謂的「美國夢」。臺灣並非接受最多的美援。比較其他120餘同樣接受美援的國家,臺灣是少數且最早結束美援而能自力持續發展。
台灣於1970至1980年代經濟大幅成長時,美援已經中止,反倒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伊斯蘭式無息貸款(伊斯蘭教禁收利息行為),對於十大建設及台灣的基礎建設、對於台灣奇蹟有更大貢獻;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蜜月期,同時間反而加倍資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源請求]
無論如何,在美援的幫助下,1953年開始推動第一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展開,致力於經濟的發展。此時工業發展的主要目標,以供應國內市場為主,以取代進口,減少外匯支出。重點工業在紡織、食品加工、合板、肥料等。在經歷50年代的兩次的四年經建計劃之後,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且漸有剩餘。
民國五十年代,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逐漸減少,不過此時台灣的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且漸有剩餘。因此政府工業發展重點乃以拓展外銷出口為
主。為了降低投資者的管理成本,以便吸引僑外投資人來台投資,1965年(民國54年)開始建立高雄(在今高雄梓梓)
這是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1969年(民國58年)再設置楠梓與台中(在今台中潭子)兩個加工出口區。所謂加工出口區,是由政府提供廠房、公共設施、租稅減免等優惠條件,再加 上台灣的廉價勞力,吸引外國商人來台灣投資,將成品加工,再將產品出口,拓展海外市場,特別是紡織與家電產業,更成為台灣外銷的主力。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 帶來工業高成長,台灣在此時已經逐漸由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工業經濟型態。
這時期的台灣正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急速的工業化,吸引了許多鄉村的勞力集中到都市,使得從事農業的人口減少,城鄉差距也拉大。同時,由於外貿的發達,許多開在社區裡的小工廠,接下外國
訂單,卻又人手不足,於是將一些加工性質的工作發包給附近的家庭主婦,讓她們將工作帶回自己家中做,既不需要廠房,又比較省工資。所以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
社會,許多市鎮出現著「客廳兼工廠」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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